中小城市高職院校是我國高職教育不可或缺的力量。然而，在“虹吸效應”不斷增強的背景下，人財物等資源不斷向大城市聚集，地處中小城市的高職院校面臨嚴峻的挑戰：辦學投入相對不足制約學校競爭力的持續提升，產業聚集度偏低不利于校企資源深度融合互通，城市吸引力較弱不利于招選優質的師資與生源，學生本地就業率偏低致使政府支持辦學意愿不強。針對上述困境，基于高水平中小城市高職學校的創新辦學實踐提出破解策略：以完善內部治理為“先手棋”，整合辦學存量資源；以產教融合平臺為“集聚地”，匯集多方辦學資源；以專業集群發展為“突破口”，高效發揮資源效益；以應用技術研發為“助推器”，實現校企資源互融。
“雙高計劃”的實施標志著高職教育發展邁入大變革與大發展的新時代。隨著高職教育內涵發展的不斷深化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差異性的擴大，不同類型高職院校所面臨的辦學環境呈現出多樣化、異質性的分化趨勢。對于高職院校而言，區域性、職業性的內在屬性特征決定了辦學所在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環境將對其生存發展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處于中小城市的高職院校在資源獲取、校企合作、高端人才吸引及政府支持力度上都無法與大城市的高職院校相提并論，尤其在人財物等資源不斷向大城市聚集的“虹吸效應”背景下，中小城市高職院校面臨的辦學困境具有自身的獨特性。本研究試圖通過數據調查、案例分析等途徑客觀呈現中小城市高職院校在“虹吸效應”影響下的辦學現狀及面臨的發展瓶頸，并基于對辦學成效突出并具有典型代表的中小城市高職院校辦學經驗的系統分析，嘗試為該類院校提供破解困境的策略。
一、中小城市高職院校的內涵詮釋及對象確指
中小城市高職院校特指地處我國中小城市，舉辦單位以及資金投入主要來自省、市（區縣）政府、行業企業等，以立足區域、服務地方為辦學使命，在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互動中實現自身發展的高職院校。判斷一所高職院校是否為中小城市高職院校，不取決于舉辦者是省級政府還是地市級政府，也不取決于服務的區域范圍，只取決于其辦學所在區位是否位于中小城市。如果舉辦者為省級政府但學校位于中小城市，本研究仍將其納入中小城市高職院校。因此，中小城市高職院校概念界定的關鍵在于如何界定中小城市，但當前關于中小城市概念的界定并未形成統一的標準，人口規模、轄區面積、經濟總量都是判斷城市是否為中小城市的重要標準。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規劃法》，城區常住人口50萬以下的城市為小城市，其中20萬以上50萬以下的城市為Ⅰ型小城市，20萬以下的城市為Ⅱ型小城市，城區常住人口50萬以上100萬以下的城市為中等城市。盡管國家在法律法規中以人口規模為標準對中小城市的概念做了清晰界定，但學術界對中小城市的概念根據研究目的的不同給出了多樣化的界定。大城市的“虹吸效應”不僅取決于其人口規模的多寡，更取決于產業發展、科技創新、人文環境、政府治理等多方面因素，簡單以人口規模和GDP規模來確定是否為中小城市都無法契合本研究的初衷。
為能夠更加貼合探究的目標，本研究所界定的大城市是指在《中國城市商業魅力排行榜》中位列一線、新一線的城市以及未納入其中的省會、副省會城市。除上述城市外我國其他所有的城市在本研究中都被歸類于中小城市。基于以上定義，人口規模是基準線，是國家確定的大城市的一個基本門檻。《中國城市商業魅力排行榜》是對城市吸引力的一個全方位測評結果，是“新一線城市研究所”根據城市大數據從商業資源集聚度、城市樞紐性、城市人活躍度、生活方式多樣性和未來可塑性5個方面對城市吸引力的整體排名，排名位于一線和新一線的城市無疑在同其他城市的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而省會城市和副省會城市一般是本省經濟發展的龍頭，尤其是國家明確提出了要提升省會城市和副省會城市“城市首位度”的背景之下，無疑將會進一步推動各省將全省的優質資源向省會城市和副省會城市聚集。因此，基于以上標準，本研究所指我國（不包括港澳臺地區）大城市主要包括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成都、重慶、杭州、武漢、西安、天津、蘇州、南京、鄭州、長沙、東莞、沈陽、青島、合肥、佛山、石家莊、哈爾濱、福州、南昌、濟南、昆明、蘭州、南寧、銀川、太原、長春、海口、貴陽、西寧、呼和浩特、烏魯木齊、拉薩、廈門、大連、寧波等城市。凡是在以上大城市辦學的高職院校在本研究中被稱之為大城市高職院校，其余的都稱之為中小城市高職院校。
二、中小城市高職院校辦學的基本現狀
我國中小城市高職院校盡管辦學環境相較于大城市高職院校而言存在著一定的先天不足且區位優勢不明顯，但作為中小城市經濟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撐，發展至今已經成為我國高職教育的重要力量。中小城市高職院校不僅在數量上占據了高職教育的“半壁江山”，更是在服務中小城市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通過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等職能的發揮同所在城市形成了緊密互動的共生關系，有力支撐了所在中小城市經濟社會的發展。
（一）中小城市高職院校是高職教育不可或缺的力量
中小城市是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是脫貧攻堅、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戰略支點。中小城市經濟社會的高質量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核心要義與關鍵支撐。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小城市高職院校經過多年發展，已經成為我國服務中小城市經濟社會發展，培養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的主陣地，是我國高職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1384所高職院校中，在中小城市辦學的高職院校共有665所，占比為48%，在39個大城市辦學的高職院校有719所，占比為52%。基于數據可知，中小城市高職院校在數量上已經占據了高職教育的“半壁江山”，而從中小城市高職院校辦學的主體構成來看，省屬院校291所，占比43.76%，市屬院校202所，占比30.38%，行業舉辦院校52所，占比7.82%，民辦院校120所，占比18.05%。
除在辦學規模上，中小城市高職院校占據著重要地位外，在辦學質量方面同樣取得了優異成績，從我國高職教育發展的一系列重大發展計劃項目的遴選上來看，中小城市高職院校都始終占據著重要一席。如在“國家示范校”建設中，有41所中小城市高職院校入選該計劃，占比達到40.59%；在“國家優質校”建設中，有71所中小城市高職院校入選該計劃，占比達到35.15%。在國家“雙高計劃”遴選中，中小城市高職院校在立項的197個中國特色高水平高職學校和專業建設計劃建設單位中，有70所中小城市高職院校入選“雙高計劃”，占比達到35.53%。
（二）中小城市高職院校是地方技能人才供給的重要來源
職業院校是技術技能人才培養的主陣地。隨著我國產業轉型升級步伐的日趨加快，產業發展對技術技能人才的需求日趨強烈，技術技能人才既是支撐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基礎，也可能成為制約其發展的關鍵瓶頸。當前我國技能勞動力供給還不能有效滿足產業發展的需求，“技工荒”已經成為當前經濟運行的一種常態。“目前我國技能勞動者超過1.65億人，占就業人口總量的21.3%，但其中高技能人才只有4791萬人，占就業人員總量的6.2%。從市場供需來看，近年來，技能勞動者的求人倍率一直在1.5∶1以上，高級技工的求人倍率甚至達到2∶1以上，供需矛盾十分突出。”相較于一線大城市，處于三四線的中小城市技術技能人才供給的匱乏程度更甚，對高技能人才也更為渴求。中小城市高職院校在為地方輸送人才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已經成為地方產業發展的重要支撐。2018年，中小城市高職院校校均畢業生為2242人，留在當地就業的畢業生平均為990人，占到了畢業生總人數的44.16%，而且約有61.85%的畢業生在中小微企業就業。中小城市高職院校作為技能人才供給的重要來源，對于中小城市產業發展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是地方產業發展所需的新生勞動力的主要來源。
（三）中小城市高職院校是服務地方產業升級的關鍵依托
在國家政策號召下，中小城市高職院校致力于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始終將推進產學研協同創新、拓展社會服務功能作為學校發展的基石，不斷提升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在知識創新方面，中小城市高職院校積極推進產學研協同創新，承擔區域科技成果產業化的任務，重點服務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的技術研發和產品升級。2018年，中小城市高職院校校均技術服務到款額為455.6萬元，大城市高職院校為480.72萬元；中小城市高職院校校均技術服務產生的經濟效益為2754.72萬元，大城市高職院校為1042.91萬元；中小城市高職院校校均技術交易到款額為119.43萬元，大城市高職院校為135.56萬元；中小城市高職院校縱向科研經費到款額為142.25萬元，大城市高職院校為198.97萬元。眾多中小城市高職院校扎根企業生產服務一線，聚焦企業技術瓶頸與關鍵難點，通過研究地方經濟社會發展中急需解決的現實問題，取得了較為突出的辦學成效，甚至在一些指標上顯著超過了大城市高職院校，在服務區域產業轉型升級中不僅有效提升了辦學效益，更彰顯了辦學實力。
三、“虹吸效應”下中小城市高職院校的辦學困境
“虹吸效應”本是一種物理學現象，在本研究中特指大城市的虹吸效應，“由于存在虹吸效應，大城市通過不斷獲取資源要素，可以發展成為區域中心城市、國家中心城市、國際中心城市。在這個過程中，中小城市、小城鎮的資金、人口流走，優秀產業轉移，因而小城市的發展面臨巨大挑戰，甚至衰敗。”隨著我國信息通信技術、高速鐵路等基礎設施建設速度不斷加快，資源流動渠道不斷增加、頻率不斷增快，“虹吸效應”將比以往更顯著，不論是對師資、畢業生的吸引力還是產業發展基礎，大城市高職院校都比中小城市高職院校有更優的生存與發展環境。
（一）辦學投入相對不足制約學校競爭力的持續提升
辦學投入的高低與辦學質量之間存在著緊密的關聯，盡管較高的辦學投入不一定帶來競爭力的提升，但辦學投入將會直接影響到學校可持續發展的辦學基礎能力以及辦學績效的可能上限。從我國高職院校辦學的投入現狀來看，高職院校辦學投入的高低同學校舉辦者的財力有著十分緊密的關聯，目前公辦高職院校辦學投入主要來自省級政府、地市（區縣）級政府以及行業和國有企業。根據我國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進行劃分，絕大部分中小城市高職院校主要位于三四線城市，這些城市的財政收入與大城市存在較大差距，而且這種差距還在逐漸擴大。2018年，中小城市公辦高職院校生均財政撥款為12985.82元，大城市公辦高職院校生均財政撥款為15018.59元，兩者差距為2032.77元。大城市公辦高職院校生均財政專項經費為4711.73元，同樣要多于中小城市公辦高職院校的4578.78元。生師比（大城市高職院校為15.17∶1，中小城市高職院校為17.01∶1）、“雙師”素質專任教師比例（大城市高職院校為58.36%，中小城市高職院校為54.87%）、生均教學及輔助行政辦公用房面積（大城市高職院校為76.71平方米，中小城市高職為28.59平方米）等一些關鍵指標，中小城市高職院校都不如大城市高職院校，個別指標差距較為懸殊。辦學資源投入的差距造成了中小城市高職院校在與大城市高職院校的辦學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
盡管我國高職院校辦學投入水平總體上處于上升趨勢，但院校之間的差距卻在不斷擴大，這不可避免造成了中小城市高職院校在同大城市高職院校競爭中處于較為不利地位。在國家“雙高計劃”院校中，生均撥款最高的深圳職業技術學院（7.03萬元）是生均撥款最低的黃岡職業技術學院（0.27萬元）的26倍。差距懸殊的經費投入最終造成了中小城市高職院校在同大城市高職院校競爭中的劣勢。另外，通過對國家“雙高計劃”入選名單的分析也可以發現，中小城市高職院校都處于劣勢地位，整體占比35.53%左右，遠低于中小城市高職院校占高職院校的比例。同時筆者也發現，從早期的國家“示范校”到近幾年的國家“優質校”、國家“雙高計劃”，中小城市高職院校占比明顯下降，這也從一個方面表明中小城市高職院校辦學競爭力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下滑。
（二）產業聚集度偏低不利于校企資源深度融合互通
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職業教育辦學的基本邏輯主線。服務產業是中小城市高職院校資源擴展之源，必須在服務產業發展過程中借助服務貢獻能力不斷引入行業、企業資源，通過積極有為爭取更多的辦學資源。然而，中小城市產業發展的特征決定了在區域內開展校企合作有著較大的困難。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大多依附于大城市，呈現大分散、小集中的特征，而且東部密集，西部稀疏。除少部分中小城市有高新技術產業，絕大部分中小城市在產業構成上仍然是傳統產業（資源型、勞動密集型）占據著主導地位。而產教融合的需求同產業形態之間存在著十分緊密的關聯，勞動密集型產業一般而言對勞動者的通適性技能要求較高。因此，受過一定基礎教育的農民工基本上接受過短期培訓后就能勝任工作崗位的需求，對行業特殊技能和高端通適性技能的要求并不高。區域產業的特征決定了這類企業開展校企合作的動力并不充分，因為在外部勞動力市場已經能夠滿足其用人需求的情況下，就沒有足夠的動力同學校再開展深度的校企合作。
除此以外，中小城市產業發展特征還呈現出中小企業占據主型、企業較少的特征。中小企業占據主導地位同樣決定了產教深度融合的困難，一方面中小企業一般面臨的生存競爭壓力比較大，很多都處于求生存的發展階段，技術技能人才的儲備一般不是企業當下關注的重點。而且中小企業也沒有足夠的能力開展校企合作，如現代學徒制的實施一般要求企業能夠提供充足的學習崗位而且要有專職的師傅來指導學生學習，還要為學生提供規范化的學習課程，但中小企業很難按照現代學徒制實施的要求提供相應崗位和學徒課程，人才培養過程很難進行制度化的規范。很多中小城市高職院校不得不舍近求遠，同位于大城市的大型企業開展深度校企合作，聯合培養高技能人才。
（三）城市吸引力較弱不利于招選優質的師資與生源
對于高職院校的發展而言，辦學所在區位對于學校吸引力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在不同的區位辦學，對人才的吸引力有著本質的區別。由于“虹吸效應”的不斷增強，大城市一般而言在產業發展、公共基礎設施、教育資源、文化吸引力上都普遍強于中小城市，這給在中小城市辦學的高職院校發展帶來了較為不利的影響。首先，由于城市吸引力同大城市相比處于劣勢，在師資隊伍建設上中小城市高職院校面臨著十分艱巨的挑戰，尤其在高端人才的引進方面同處于大城市高職院校相比處于不利地位。調查發現，高端人才流動普遍呈現出了向大城市聚集的現象，許多中小城市高職院校在高端人才吸引力上同其他院校存在巨大差距。由于人才虹吸效應明顯，與一線城市、省會城市高職院校相比，中小城市高職院校在人才引進、人才項目申報、培育平臺等方面缺乏地域優勢，人才吸引力嚴重不足，甚至因缺乏平臺支撐致使引進或者培養的人才不能實現自我價值而流失，導致高層次人才總量和質量始終在低水平徘徊。
通過對我國高端人才在高職院校分布情況的調查，中小城市高職院校在同大城市高職院校的競爭之中明顯處于較為弱勢的地位。如大城市高職院校萬人計劃教學名師、全國優秀教師、全國技術能手的人數分別是38名、34名和23名，而中小城市高職院校則分別是20名、18名和5名。中小城市高職院校除在高端人才引進上處于劣勢外，在對生源的吸引力上同樣稍顯不足，招生計劃完成率、學生報到率等指標都低于大城市高職院校。這說明了城市吸引力的高低對高職院校辦學具有十分顯著的影響，由于中小城市自身區位優勢不明顯，而且在“虹吸效應”影響的加持之下，中小城市高職院校在優質師資與生源的競爭上明顯要弱于大城市高職院校。甚至部分位于中西部地區的中小城市高職院校教師流失日趨嚴重，師資隊伍結構極不協調，中青年骨干教師缺乏，高級職稱教師占比較低，極大地影響到學校競爭力提升。
（四）學生本地就業率偏低致使政府支持辦學意愿不強
人才是支撐城市經濟發展的第一資源。近年來，我國不同城市之間的“搶人大戰”愈演愈烈。為能夠保持或提升城市競爭力，許多城市的政府部門都出臺了一系列的人才引進政策，同時成立多部門參與的人才引進辦公室（局），力圖通過優惠政策“廣栽梧桐，爭引鳳凰”。在這種背景下，地方政府會非常關注中小城市高職院校支撐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度，而學生本地就業率則是衡量學校貢獻度的重要指標，甚至許多地方政府將其作為考核高職院校辦學績效的主要依據之一。然而，中小城市高職院校對畢業生就業選擇只能進行引導，很難直接干預，尤其在當前“虹吸效應”愈加顯著的背景下，大城市對中小城市高職院校畢業生具有較強的吸引力。《人才流動與遷徙報告2020》的相關數據顯示，2019年人才凈流入排名前列的均為一線和新一線城市，中小城市在人才引入上排名較為靠后。通過對畢業生本地就業率的考察發現，當前中小城市高職院校本地就業率（44.16%）顯著低于大城市高職院校（64.71%）。中西部中小城市高職院校本地就業率更低，中部地區在30%左右。盡管中小城市高職院校所培養的畢業生已經成為地方新生技術技能人才的主要供給來源，但中小城市高職院校畢業生在當地就業的比例依舊普遍較低，不能滿足地方經濟發展的需求，尚未達到地方政府的期望。而地方政府的辦學支持是高職院校辦學競爭力提升的重要基礎，除財政投入，在土地供給、教職工編制、高端人才引進、產教融合平臺搭建等多方面，地方政府對中小城市高職院校的支持力度直接影響學校辦學競爭力的提升。當更多的財政投入及政策支持未能給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帶來更多的收益時，尤其當畢業生流失嚴重，地方政府將極有可能減少對中小城市高職院校的辦學投入并在政策上弱化對中小城市高職院校的有效支持。
四、“虹吸效應”下中小城市高職院校辦學困境的破解策略
中小城市高職院校辦學環境具有一定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決定了該類院校必須要探索一條適合自身發展的辦學之路。筆者所在的金華職業技術學院地處浙江中部，具有百年辦學歷史，歷經“老校走新路、大校變強校、特色創品牌”的發展變革。2019年12月，在“雙高計劃”遴選中成功入選高水平學校（A檔）建設單位，是我國中小城市高職院校高質量發展的典范。作為中小城市高職辦學的典型代表，金華職業技術學院在“虹吸效應”影響下中小城市高職院校如何破解辦學困境方面進行了一些成功探索和實踐。
（一）以完善內部治理為“先手棋”，整合辦學存量資源
中小城市高職院校突破辦學瓶頸的關鍵首先是完善學校內部治理。盡管中小城市高職院校在辦學投入、招生就業、人才引進等方面受制于所在區位的影響，但先天不利的區域位置并不意味著中小城市高職院校辦學競爭力就一定處于劣勢，擺脫資源投入不高、城市吸引力較弱等相關辦學瓶頸的關鍵變量在于學校內部治理水平的高低。學校內部治理水平直接決定對各利益相關主體責權利配置、利益調整與激勵所做的一系列制度化安排是否能夠發揮應有效果，是否能夠實現資源的優化整合以及利益的協調統一，是否能讓學校聚焦于辦學功能的有效實現。當前中小城市高職院校在治理現代化的建設進程上還較為滯后，在治理主體上仍然以單主體為主，決策權力高度集中，學術權力邊緣化，行業企業參與主動性不足；在治理結構上割裂嚴重、協同困難，從橫向權力結構看黨政關系不協調、學術權力彰顯不夠，從縱向結構來看，基層教學組織運行封閉；在治理方式上仍然以經驗決策為主，尚未建立基于院校研究的科學決策支撐體系，無法在深入掌握院校運行情況的前提下進行科學決策。
為突破區位對院校發展的限制，金華職業技術學院堅持共同治理，聚焦民主治校、二級管理、質量保證等關鍵領域改革，以章程為統領完善現代職業學校制度，以理事會為重點緊密政校行企關系，以專業群為核心重構二級學院，以質量文化為引領推進內部質量診斷與改進，不斷優化學校內部治理結構，提升學校治理決策水平。首先，學校在各個層面實現了多方參與的共同治理格局。突出章程在推進學校重要改革和重大項目建設中的基礎性和根本性作用，優化調整職能部門設置，強化行政、教學、學生、后勤等部門的統籌協調職能，明晰部門崗位職責權限邊界，推動學校制度體系建設。學校成立了學術委員會、教學工作委員會、學生工作委員會、教育督導委員會以及目標責任制考核、“最多跑一次”改革工作等58個由校內相關部門、單位、團體和校外人士組成的多方參與的委員會和領導小組，實現多主體結合的民主治校機制。其次，學校理順與二級學院的關系，逐步落實二級學院辦學自主權。優化校院兩級經費分配辦法，擴大二級學院在辦學經費、人才引進、職稱評審、教師評價、績效管理等方面的自主權，增強二級學院的辦學積極性和能動性。優化校院二級管理機制，完善年度目標責任制考核方案，注重考核“重要指標、重點突破、重大貢獻”，根據各二級學院實際強化個性化考核設定，增設學院可選性考核項目，形成學校不斷攀升、邁上新高的濃厚氛圍。最后，建立院校研究制度，從架構數據系統、培育院校研究隊伍和設置院校研究機構三個方面構建基于院校研究的決策支持體系，努力“生智”“聚智”“傳智”，當好“外腦”，提升學校治理決策的精準性、科學性。
（二）以產教融合平臺為“集聚地”，匯集多方辦學資源
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是高職教育辦學的邏輯主線，對于中小城市高職院校而言，積極推進產教融合是拓展辦學投入匯集多方辦學資源的關鍵舉措。中小城市高職院校實施產教融合應根據區域產業發展的特征與需求采取最為適宜的合作模式，不能限于某一固定模式。這是因為中小城市高職院校所在區域中小型企業占據主體，而且不同產業發展的階段重點都存在較大的區別，是采取緊密型還是松散型，是“一對多”還是“一對一”都應根據產業發展的特征與學校人才培養的實際要求采取針對性的合作模式，建立類型多樣的產教利益共同體。
產教利益共同體建設重點從“上、下、內、外”四個方向用力。向“上”走高端拓展，從體現產教融合的水平和層次出發，積極主動地開拓與高端企業的合作，引入主流標準、先進技術、高端資源，以彌補中小城市視野、資源、信息等方面的不足。向“下”往區域扎根，從體現產教融合的擔當和作為出發，增強服務區域理念，深深扎根區域產業發展的土壤，與企業攜手、結成聯盟，提升合作面、增強緊密度。向“內”朝綜合一體發展，強化產教融合平臺的綜合化建設，集人才培養、團隊建設、大師培育于一體，融科技攻關、產品研發、工藝開發、技術推廣、創新創業于一身，努力實現“產學研訓創”一體化運行。向“外”搞實體運作，從產教融合的體制機制破題出發，積極吸引企業實質性參與，通過組建公司化的生產企業、科研機構等運營實體，整合校企優勢資源，提升產教融合的活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如金華職業技術學院依托機械制造與自動化專業群建設的“智能化精密制造產教綜合體”已經全面落地，有效聚集了高校、行業企業、政府等多方辦學資源，力爭成為區域特色產業人才培養的“集聚地”、中小微企業技術升級的“動力源”和高端裝備制造技術的“新高地”。
（三）以專業集群發展為“突破口”，高效發揮資源效益
專業建設是高職院校內涵建設的關鍵抓手，也是評判高職院校辦學質量與水平的重要依據，唯有通過專業才能夠真正找到高職院校辦學資源投入的邏輯主線。對于中小城市高職院校專業建設而言，必須實現專業建設的集群化發展，這是應對區域產業集群化，實現資源投入效益最大化的內在要求。“大力推進專業群建設是中國特色高水平高職學校建設的主要內容和關鍵所在，是推動高職教育深化改革、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機制和重要抓手，是支撐產業轉型升級、適應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有效載體和重要途徑。”專業群作為學校新型的專業設置模式，既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又具有較強的靈活性和適應性。對于辦學投入并不充足的中小城市高職院校而言，通過專業群建設可以根據外部環境的變化靈活調整專業方向和自身的內部結構，而通用共享的技術平臺和資源庫可以得到持續利用，這就確保了專業群的生命存續周期遠遠大于某個單一專業，從而保證了資源投入的精準與高效。
金華職業技術學院充分依托浙江發展的資源優勢和金華市發展的資源潛能，融入區域新經濟的發展進程，突出“共享新資源”和“服務新需求”，重點對接金華市五大千億產業和以數字經濟為引擎的八大細分行業，堅持“以群建院”，整合重構“4222”專業群架構，打造資源更加集聚的高水平專業群。面向先進制造業及戰略新興產業，組建機械制造與自動化、電子信息、生物醫藥和新能源汽車服務4個專業群；面向民生領域，組建學前教育和醫養健康2個專業群；面向現代服務業，組建文旅創意和網絡經濟2個專業群；面向鄉村振興戰略，組建現代農業和智慧建造2個專業群，以更加緊密的專業集群發展使辦學資源具有更強的指向性和集聚性。學校通過專業群建設不僅能夠充分有效地利用辦學資源，降低專業群建設的投入成本，而且還能通過精準對接區域產業發展的技術技能人才需求，培養具有地方產業特色的人才，提升畢業生本地就業率，通過集中資源、突出重點，在較短時間內聚集各方面優勢，形成合力，創出學校特色和品牌。
（四）以應用技術研發為“助推器”，實現校企資源互融
中小城市高職院校辦學特色的核心在于區域屬性與服務屬性。該類院校能否贏得地方政府、行業企業與當地百姓的認可關鍵在于是否能夠立足區域、辦出特色。除要為地方經濟發展提供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同時還要在知識創新方面充分彰顯中小城市高職院校的優勢。“高職院校內涵建設的關鍵抓手和突破口是‘研究’，從‘建設’到‘研究’，是高職教育內涵發展范式的轉變，這種高職院校可稱之為‘研究型高職’。”同學術型高校重視科研、工程創新不同，中小城市高職應確立“以應用研究、技術開發為主”的科研定位，積極推進產學研協同創新，承擔區域科技成果產業化的任務，其科研要重點關注地方經濟社會發展中急需解決的理論與現實問題，在服務區域產業轉型升級中提升辦學效益、彰顯辦學品牌。
根據區域“小企業大集群”的產業發展特點，金華職業技術學院針對中小微企業在關鍵技術研發、產品開發、創新設計等方面的共性需求，發揮專業群辦學優勢，著力建設一批區域性的技術協同創新中心，全力構建全鏈條成果轉化體系，打造區域產學研用合作高地。學校積極探索科技研發對接區域重點產業、技術難題轉化研究課題的應用技術研發路徑，重點對接高端裝備、生物醫藥等金華優勢產業集群，面向民營中小微企業開展應用技術研發，與企業聯合組建協同創新中心等技術服務平臺，圍繞金華市八大細分行業的“卡脖子”難題開展聯合攻關，圍繞重點行業技術需求開展有針對性的技術服務，打通產業轉型的“堵點”，找到產業升級的“融點”，助力細分行業形成大集群大發展。
作者：王振洪，金華職業技術學院黨委書記，浙江省現代職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浙江金華 32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