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非常重視文化教育工作。在黨的領導下，中國職業教育走過百年，經歷了在革命中建構，在建設中重構，在改革中再構，在復興中開新局四個歷史階段。值此建黨百年之際，中國職業教育也迎來了由“構建”到“完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的新發展階段；明確了由“數量”到“質量”增強職業教育適應性的新發展目標；形成了由“層次”到“類型”現代職業教育新發展格局；開啟了“提質培優”“增值賦能”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新征程。
關鍵詞：建黨百年；職業教育；實踐探索
站在百年交會的歷史節點上，中國共產黨迎來了百歲華誕，全面系統地研究黨領導下的職業教育世紀探索之路是客觀需要，也是時代賦予我們的使命。通過對中國職業教育發生、發展歷史事實的梳理分析，明確職業教育在建黨一百周年背景下所處的新階段、面對的新目標和形成的新格局，才能不斷優化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結構，拓展人口質量紅利，提升職業教育適應性，為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提供更多高素質的技術技能人才。
一、建構：革命中的職業教育（1921—1949年）
（一）中國共產黨對職業教育的理論創新（1921—1949年）
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后，旨在對無產階級工人進行培養的職業教育匯入社會變革的大潮，并伴隨著新文化運動的開展達到高潮。陳獨秀、毛澤東、楊賢江、徐特立等中共馬克思主義者積極從事和關心職業教育工作，發表過很多關于職業教育的著作和論述。
早在1915年，陳獨秀在其新辦刊物《新青年》上對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教育問題展開論述，提出以“職業主義”為核心的四大教育方針。關于“職業主義”陳獨秀并不是首倡者，但在其內涵上更加強調“生計”。新文化運動時期，職業教育開始為社會所關注并逐步取代實利教育，成為一種重要的教育思潮。
楊賢江對馬克思主義教育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具有重要的理論貢獻，他對職業教育的論述是其教育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他提出“教育和生產勞動相結合”，認為“自社會分階級，教育就與勞動分了家”，倡導“一個人的生活，應得把頭腦活動和手足的活動平等注重，理論的知識和實際的技能彼此聯絡”。對于職業教育救國論，楊賢江持否定態度，他認為“教育固然不能救國，但教育也不是絕對不必救國”，但職業教育對發展經濟、促進實業方面發揮的作用，他給出了充分的肯定，認為“實業教育或職業教育占有近代教育之中心的地位”。
徐特立的職業教育思想萌芽于其早期《實業教育之我見》一文中，并在江西中央蘇區和延安革命根據地實踐探索中形成了一整套初等、中等、高等職業教育思想。他提出職業教育應從小學開始，“小學畢業后，宜再加職業教育”，進工廠養成所或工廠附設的學校實踐，把職業教育貫穿于普通教育之中，創立了產、學結合的辦學模式。在江西中央蘇區，徐特立要求職業中學辦學模式為產、學一體，對課目以及實習設備都提出了具體要求，其中生產技術課要達到所有課目的40%以上。在延安擔任自然科學院院長期間，更是首開先河提出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的辦學體制，我國現代高等職業教育提倡產、學、研相結合的人才培養機制與他的思想一脈相承。
毛澤東早期的職業教育思想可以大致概括為工農職業教育和革命干部教育思想。毛澤東認為“開展工人職業教育的最終目的是促進工人階級覺悟”，要從工人實際出發辦學，組織發展工人運動，開展革命斗爭。在《關于工人補習教育進行計劃書》中，他充分運用辯證唯物主義思想，指導和開展工人職業教育工作。在湖南，毛澤東走出“新村主義”的迷霧，分析官辦大學和傳統書院的利弊，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1921年，與何叔衡等創辦了湖南自修大學，主張“創造新學校，施行新教育”。這一中國近現代職業教育史上的辦學新模式，為后來高等職業學校創辦和發展指明了方向。1925年起，毛澤東關注的重點轉向農民職業教育，開辦培養實干精神和實干能力的農民運動講習所，為開展農民運動培養革命干部。
（二）中國共產黨對職業教育的實踐探索（1921—1949年）
1.大革命時期職業教育的實踐探索（1921—1927年）
大革命時期的職業教育，可以看作我們黨在特殊時期的特殊職業教育。1921年起，中國共產黨在湖南、上海等地興辦了多所革命干部學校（包括著名的湖南自修大學、上海大學、平民女校等），為配合北伐戰爭培養了大批革命干部。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提出教育工作的重點是發展工農教育和干部教育。1925年，中共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審議通過《工人教育決議案》，對如何開展工人教育做出了具體要求。此后，廣東、湖南、江西等各省又相繼召開農民代表大會，這一歷史時期形成了中國職業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工農教育運動。
2.土地革命時期職業教育的實踐探索（1927—1937年）
土地革命時期，職業教育在中央蘇區得到較大程度的發展，不僅辦學形式多元，其在教學組織形式、教學內容、師資方面也進行了較大幅度的調整和補充。為滿足革命事業對干部以及各種技術人員的需要，蘇區政府非常重視職業教育，采取多元化的辦學方式。在1931年湘贛鄂省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提出每鄉要酌情開辦工農學校、婦女半日學校、工人實習學校以及各種職業學校。此外，蘇區因地制宜設立職業學校，為適應生產實習技術的需要，其課程教學內容重視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以短期職業中學為例，生產技術課程占40%以上，其余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以及文字課程都在15%左右。在師資建設方面，蘇區政府采取“內援外引”的方法，一方面通過蘇區職業學校培養工業、農業及其他職業的教師，另一方面通過政策感召“白區”知識分子到蘇區工作，充實職業學校師資隊伍。
3.抗戰時期職業教育的實踐探索（1937—1945年）
抗戰時期，面對特殊的戰爭環境和急迫的戰爭需要，抗日民主根據地的職業教育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尤其在原來文化教育極其落后的陜甘寧邊區，開辦了大量的職業技術學校和短期職業技術培訓班。1940年8月，中共中央宣傳部聯合陜甘寧邊區教育廳發文，鼓勵在邊區積極開辦農、牧、醫等職業學校。1942年，為緩解邊區職業技術人員緊缺的狀況，邊區政府規定在縣、區、鄉各級政府設立稅收、會計、醫藥衛生、紡織等各種短期訓練班。在延安、晉冀魯豫、山東等根據地還開辦了醫科大學、軍政學院、俄文學院、魯藝分院、抗大分校等短訓班式的高等職業學校，實施較高級別的專門教育，為抗戰培養軍政、醫護、文藝等方面的高技能人才。
4.解放戰爭時期職業教育的實踐探索（1945—1949年）
解放戰爭時期，為了從根本上鞏固政權，恢復和發展城市生產，培養能夠管理城市工作的干部，毛澤東提出“干部教育第一”的工作方針，并對解放區的各類職業學校提出了整頓、改革和提高的工作要求。在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號召我們的同志，要用極大的努力去學習生產的技術和管理的方法，并學習同生產密切聯系的其他工作”。這一時期的職業教育方針改變了職業學校的教育內容和結構，重點圍繞生產和城市管理兩個方面開展教育教學工作。
（三）建構時期中國職業教育理論與實踐概觀（1921—1949年）（表1）
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務是開展社會教育、政治教育和學校教育。其中，最核心的是工農教育和干部教育。在特殊的歷史環境下，各革命根據地根據實際情況，因時因地因需進行廣泛的職業教育實踐。陳獨秀、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的早期職業教育理論與實踐，點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為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勝利提供了堅實的技術人才支撐。
二、重構：建設中的職業教育（1949—1978年）
（一）改造整頓期的職業教育（1949—1956年）
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提出，教育必須為國家服務，學校必須向工農開門，而現階段技術學校數量嚴重不足，普職比例嚴重失調，職業教育需要進行結構調整才能適應經濟發展需要。這一時期，接管、改造、發展了大批中等職業學校，尤其是技術工人學校，奠定了新中國職業教育發展的基礎。受蘇聯模式影響，初等職業學校和高等專科學校在這一時期或取消、或被停辦，職業中學占中學比例僅為22%，職業教育未能得到充分重視，大批中小學生升學和就業問題突出，職業教育體系呈現出層次性不足的問題。此外，由于職業教育在管理上歸部門所有，設校、設科單一，學科專業存在失調現象，具體表現在工科（尤其是重工業）專業比重較大，職業教育體系還存在著靈活性不足的問題。
（二）調整發展期的職業教育（1956—1966年）
1956年中小學升學與就業問題日趨尖銳，教育改革勢在必行。中共“八大”會議提出，要努力發展高等教育和中等專業教育，尤其要注意工人技術學校的發展。以此次會議為契機，中國職業教育開始突破蘇聯模式，建立起新的框架并向多種形式發展，職業教育迎來了發展的高潮。1958年，中央提出“三個并舉”，將多種形式業余教育納入整個職業教育體系之中。其中，技工教育結合我國國民經濟建設的實際，在中專和技校中采取半工半讀的形式，實現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生產實習教學與生產產品相結合，做到既出產品又出人才。這一時期，中等專業學校在校生數占全部總數的35%，建立了比較合理的職業教育結構。
（三）特殊探索期的職業教育（1966—1978年）
1966年，我國職業教育發展進入了一段波折動蕩期。職業教育思想的大混亂否定了剛建立起的職業教育框架。半工半讀學校被看作是資產階級職業學校，“兩種教育制度”被看作資本主義國家雙軌制的翻版，遭到嚴重批判和破壞，半工半讀學校和職業學校在此期間被全部停辦。據教育部統計資料顯示，1969年全國中等技術學校由最高的871所下降到685所，職業技術教育發展受到嚴重挫折。1971年，全國教育會議提出要恢復職業學校。經過五年的調整和探索，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和半工半讀學校陸續得到恢復，并在在校生數和招生數上超過“文革”前的水平。
（四）重構時期中國職業教育理論與實踐概觀（1949—1978年）（表2）
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基于新中國成立后的基本國情，將馬列主義同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職業教育實踐相結合，探索實踐形成了許多職業教育新理論、新思想。這一時期調整了包括職業教育在內的教育結構，奠定了職業教育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地位，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集體職業教育思想。
三、再構：改革中的職業教育（1978—2012年）
1978年，對于中國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年，舉世矚目的改革開放大潮就是從這一年開始涌動，中國職業教育在新時期大規模發展和改革也從此起步。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探索、調整，中國職業教育迎來了從“分配到分流”“分流到分層”“分層到分類”為主線的三個發展階段。
（一）分配到分流的職業教育
1978年，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隨著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計劃經濟的統分剛性與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社會需求彈性矛盾變得尖銳，針對中等專業學校和高等職業學校包分配體制的改革已迫在眉睫。
在中等職業教育方面，1980年國務院批轉的《關于中等教育結構改革的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對中等職業教育結構調整和職業教育發展做出了全面系統的闡述。在中等職業教育畢業生安排問題上，《報告》指出職業技術學校、職業中學、農業中學的畢業生以及普通中學學習職業技術教育課的畢業生，國家不包分配。職業技術學校、職業中學的畢業生，由勞動部門推薦，經用人單位考核，按專業對口原則，擇優錄用，也可自由選擇職業。農村職業技術學校、農業中學的畢業生，由社隊安排，擇優錄用。
在高等職業教育方面，1980年8月，江蘇省政府下發《關于同意創辦金陵職業大學的批復》，規定：“金陵職業大學為市屬、走讀、不包分配的全日制高等學校”。1983年5月，教育部轉發國務院批準的《關于利用世界銀行貸款促進廣播電視大學及短期職業大學發展的請示》提出選擇16所短期職業大學進行試點。這些短期職業大學都是由大中城市利用地方財力、物力舉辦，宗旨是為地方培養繼續的各類專門人才，辦學方式是短期、職業性、實行收費走讀、畢業生不包分配、擇優推薦給用人單位。創辦職業大學是職業教育主動適應地方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一項重大改革。“不包分配，擇優推薦”充分體現了職業教育對市場的敏感性和適應性，這比1984年普通高校試點“雙向選擇”制度早了四年，直到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和1986年《高等學校學生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兩個文件的出臺，才使得“雙向選擇”制度以文件的形式在高校確立下來。
1988年4月，八部委聯合發出《關于農業中等專業學校招收農村青年不包分配班的若干規定》，支持招收初中畢業的農民子女入學，農業戶口不變，畢業后回鄉務農。在城市，大多數中等專業學校一方面逐步實行“雙向選擇”制度，另一方面采用“調節性計劃”，其余招生計劃仍然是“統招統配”。在此后的十多年，“調節性計劃”不斷擴大比例，直到1997年，國家教委將兩類計劃合并，所有畢業生全部直接進入勞動力市場。
（二）分流到分層的職業教育
1986年7月，針對初級、中級技術工人比例過低的情況，國家教委召開第一次全國職教工作會議，會議討論通過了《第一次全國職業技術教育工作會議情況報告》，提出了“普職比大體相當”的數量目標。會議后，中等職業教育學校數、招生數、在校生數迎來了大幅度增加，職業教育比重在1985年還不足36%，到1990年已接近45%；中等職業教育結構單一的狀況有了較大改觀。但相對于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需要，職業教育仍然是整個教育事業最薄弱的環節。
1991年第二次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后，國務院做出了《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根據《決定》，在普通教育中積極開展職業指導，因地制宜地在適當階段引進職業技術教育因素，在不同階段對學生進行分流教育。199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明確提出“有計劃地實行小學后、初中后、高中后三級分流，大力發展職業教育，逐步形成初等、中等、高等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共同發展、相互銜接、比例合理的教育系列。”
1996年頒布的《職業教育法》第十二條明確規定，國家實施以初中后為重點的不同階段的教育分流。經過十年的調整和適應，職業教育三級分流最終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九五”期間，職業教育以初中后為重點，實行小學后、初中后和高中后三級分流，初步形成了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相溝通的職業教育制度，初步搭建了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框架。
（三）分層到分類的職業教育
20世紀八九十年代，職業教育層次結構調整的重心在中等職業教育，并在中共中央、國務院、國家教委等發布的多個重要文件和法律條文中反復提及，強調中等職業教育是職業學校教育的重點。在國家政策的持續推動下，職業教育在此期間穩步發展，但也面臨著一些問題。
一是升學需求。1995年以后，中等職業技術學校的在校生規模基本穩定在1000萬人左右，普通高中在校生規模也在1999年后突破1000萬人，職業教育需要解決普通高中畢業生升學和部分中職畢業生繼續深造的問題。二是人才斷層。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有企業改革，現代化、鄉鎮企業崛起，以及第二、三產業的快速發展急需大量高級技術人才，新中國成立前后培養的技術技能人才已到退休年齡，高層次技術人才嚴重短缺，面臨著人才斷層的局面。三是結構矛盾。為了整合高等職業教育發展資源，穩定和發展高職教育，國家出臺“三改一補”政策，但由于缺乏切實的配套措施，專科教育改辦高職教育效果并不理想，盲目專升本，造成本專科招生比持續下降，發展不平衡。高等教育結構單一的矛盾亟待解決。
1996年召開的第三次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是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的轉折點。這一時期高等職業教育政策主要圍繞兩個方面展開：一是貫徹《職業教育法》，明確高職教育的任務；二是大力發展高等職業教育，將其作為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的主要力量。20世紀末，高等職業教育在政策驅動下，逐步占據職業教育中心位置。高職高專院校由1999年的592所增加到2004年的1047所，招生人數達到237萬，首次超過本科院校招生人數，高等職業教育獲得較大程度的發展，職業教育層次結構趨于合理。
1999年，在政策和經濟建設的雙重驅動下，高等教育開始大規模擴招。高等教育擴招計劃指標的80%用于發展高等職業教育，職業教育發展途徑由“三改一補”發展到“三多一改”，發展重心由中等職業教育上移到高等職業教育，這是職業教育深層次調整和前瞻性布局的結果，也是其轉變發展方式的動力和契機。為了使高職教育提高質量，辦出特色，2002—2004年，教育部相繼出臺《國務院關于大力推進職業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決定》《2003—2007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教育部等七部門關于進一步加強職業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見》等配套政策，進一步鞏固了已有的高職教育資源，并明確規定“2010年前，原則上專科層次的職業院校不再升格為本科院校”。
（四）再構時期中國職業教育理論與實踐概觀（1978—2012年）（表3）
這一時期，我國職業教育迎來了大發展的時期。伴隨著改革開放，職業教育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協同演進，在不斷吸收借鑒西方職業教育理論與制度的過程中，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國情，開創了職業教育的新局面。職業教育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基礎和教育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四、開新局：復興中的職業教育（2012至今）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職業教育，進一步明確了職業教育的功能和作用，確定了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是兩種不同的教育類型，構建起了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推動職業教育進入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培養了大批的技術技能人才。“十四五”時期，職業教育作為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將從加快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強化類型定位，增強職業教育適應性等方面，為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的技術技能人才支撐。
（一）“構建”到“完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的新發展階段
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是系統性工程，其本質是構建高質量的職業教育人才培養體系。改革開放以來，建立健全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已成為我國職業教育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制度性安排。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先后出臺《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和《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規劃（2014—2020年）》，對現代職業教育體系進行全面系統的頂層設計。2019年《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明確指出，我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框架已全面建成”，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與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教育強國的要求相比，我國職業教育還存在著體系建設不夠完善”的問題。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進入到完善的新發展階段。
職業教育經過多年實踐，通過“普通高校對口單獨招生”“五年制高等職業教育”“3+3”“3+4”“3+2”中高本銜接等，實現了技術技能人才的貫通培養，但是大部分職業院校畢業生想要接受本科層次的教育主要依靠“專升本”的方式轉入普通本科院校學習。職業教育在縱向貫通上依舊依賴于普通教育體系，深層次的問題在于職業教育的獨立類型地位仍未得到廣泛認可。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橫向普職融通應該是建立在縱向貫通的基礎之上，發展本科層次職業教育，引導部分應用型本科院校轉型，加強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培養，將成為今后一個時期完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的工作重點。
（二）“數量”到“質量”：現代職業教育增強適應性的新發展目標
改革開放以來，職業教育通過分配、分流、分層、分類改革，建立了世界最大規模的職業教育體系。根據教育部公布數據的顯示，目前，全國職業院校為11501所，其中，高職（專科）院校1423所，中等職業學校10078所，開設1200余個專業和10余萬個專業點。全國職業教育在校生規模達到3753.1萬人，高等職業教育在校學生2171.6萬人，中等職業教育在校學生1576.5萬人。2021年，全國職業院校預計畢業1121萬人，其中，高等職業院校畢業人數627.5萬人，占整個高等教育畢業生數52.1%，與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大致相當，職業教育成為高等教育普及化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
“十四五”規劃指出要提升供給體系的適配性，增強職業教育適應性。新發展格局背景下，推動職業教育由數量普及邁入高質量發展，需要全方位多層次增強適應性，主要體現在職業教育體系結構適應性、專業結構適應性、人才結構適應性。體系結構的適應性除了表現在學校體系結構縱向貫通和橫向融通外，還應該在面廣量大的非學歷繼續教育和各類培訓上加強體系建設，促進職前職后教育培訓縱向銜接和橫向溝通，提升大量在職人員或靈活就業人員的履職、升職、轉崗、轉業、創業等能力，增強職業教育吸引力。在專業、人才結構方面，2021年教育部公布新版職業教育專業目錄，通過新增、更名、合并，動態調整原有專業目錄，實現數字化升級與改造，主動對接智能制造、現代服務業、戰略新興產業，適應產業、行業、崗位對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需求。
（三）“層次”到“類型”：現代職業教育明確定位的新發展格局
2014年6月，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原則上中等職業學校不升格為或并入高等職業院校，專科高等職業院校不升格為或并入本科高等學校，形成定位清晰、科學合理的職業教育層次結構。此外，該《決定》為進一步明確高等學校分類體系，強化分類管理，提出引導部分普通本科院校向應用型轉型，重點舉辦本科職業教育。職業教育通過外部類型定位、內部層次拓展迎來了完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的新發展階段。
2019年以來，國家先后出臺《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職業教育提質培優行動計劃（2020—2023年）》等政策文件；以類型教育為基點，修訂《職業教育專業目錄（2021年）》，強化類型特色，并先行試點27所本科職業大學，持續推進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主動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求。職業教育作為我國教育體系的重要一環，其“層次”到“類型”發展定位轉變，是中國特色職業教育理論的豐富和發展。以類型教育為基點，職業教育擺脫參照普通教育的發展模式，轉而探索創新自身獨特的辦學模式和人才培養模式。深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探索中國特色學徒制，“政校行企”多主體協同治理，使職業教育系統跳出內部層次發展的單一思維，向內外部跨界融合、協調發展轉變。
（四）“提質培優”“增值賦能”：現代職業教育開啟高質量發展新征程
“十四五”時期，為鍛造產業鏈供應鏈長板，補齊短板，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對職業教育適應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跨界融合、有效對接是增強職業教育適應性的基本路徑，也是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基本路徑。在融合發展上，要深化職普融通、學歷教育和培訓融通、師資融通，加強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雙向認證，縱向流動；在有效對接上，要深化產教融通、校企融通，促進職業教育高級化、社會化、區域化、產業化、聚集化，提升其技術技能人才供給與經濟社會需求的適配性。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職業教育百年發展歷程，是職業教育制度和理論中國化的過程，也是中國職業教育現代化的過程，反映了中國現代社會和教育發展的主流與方向。在黨的領導下，中國正舉辦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職業教育，中國特色職業教育從無到有，在實踐探索中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職業教育進入提質培優、增值賦能的關鍵階段。推進職業教育現代化建設，搶占全球人才競爭的制高點，要求職業教育持續強化類型特色，堅持多元辦學，跨界融合發展，提高開放水平。現代職業教育將在不斷增強適應性中開啟高質量發展的新征程。（張明廣 劉建同）